学者谈社会转型问题:须严格约束官员的公权力

06-14
作者 :
荀笱县

 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,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,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。对于社会转型的内涵,人们可以有多种解释,但多数人认为是指一个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、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。因此,现代性、工业化、城市化、信息化等,就成为社会转型中的关键词。

 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,国外许多学者曾做过大量研究,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的《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》、阿尔蒙德的《比较政治学》等。在这些论著中,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,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,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。比如,社会骚动不安,不稳定的因素增加;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,由此引发诸多利益冲突和利益纷争;社会犯罪率明显上升;政府官员在社会转型期容易出现腐败现象等。当然,西方学者还发现,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、多数人的家庭初步现代化后,情况逐步开始好转。因此,他们主张,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,其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,使更多的人能够早日实现现代化。

  对中国社会来说,真正具有大规模社会转型意义的,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。在这30多年的历史性社会变革中,上面所描绘的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现象,我们几乎都遇到了。但是,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有其特殊性。

  按照笔者的观察,中国的社会转型,至少有三方面比较独特的地方:一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“双转”交织。所谓“双转”交织,就是指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,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,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,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。后者是所有当年经历了社会转型的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。特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,由于缺乏市场经济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,客观上增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。二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,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关注“三农”,许多具体政策都向农村和农民倾斜;另一方面我们在农民工的待遇、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征用等方面,农民利益还有待于进一步关注。三是中国社会转型没有从根本上破解传统“二元社会”的根基,反而演变成“三元社会”结构:即在农村、城市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特殊群体。

  资料显示,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的城乡差距为1:2.22,而2009年达到了1:3.33,加上城市户籍的隐形福利,我国目前的实际差距已经达到了1:5左右。与此相联系,目前我国的财富分布也很不均衡,相对集中的趋势比较明显。

  面对社会转型,不管是社会成员个人,还是担当社会治理责任的政府,都要保持一分清醒。从社会成员个人来说,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,要自觉地抵御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种种诱惑和不良社会现象的影响,从个人社会角色的塑造、个人的社会参与等,适应社会转型的变化,用自己的行动促进社会转型的健康发展。从政府来看,要确立现代公共治理的理念,最大限度地实现善治。比如,在治理和服务方面,要注重社会利益的协调和社会矛盾的化解,注重对公众诉求的回应。从当前来看,我们的政府要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,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,缩小贫富、行业、城乡和地区差距,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解决老百姓的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住房等突出问题。同时,为了提高政府治理的公信力,还要严格约束官员的公权力,提高公告治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,严格官员财产申报制度,加强官员的问责以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。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不断化解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,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,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社会转型中的负面影响。汪玉凯